北宋熙宁年间的蓝田 《吕氏乡约》,开创了乡约实践的先河,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吕氏乡约》的生成离不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环境的宽松､士大夫的成长､儒家思想的创新､乡治体系的完善等诸种因素的助力｡由于种种原因,《吕氏乡约》虽然未能得到广泛的推行,然而它的理论价值却不容忽视,后世的乡约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变化,但 “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始终是它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明政权建立以后,随着王权专制政治体系的不断强化以及理学思想体系的不断完善,乡约在明政府的支持下得到极大发展｡在思想精神方面,它将理学家的德行修养和实践主张注入其中;在形式和内容的设置上,它将皇帝圣谕､教民榜文､国家律法以及保甲､社仓､乡校､宗族､家训等逐渐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集社会教化､民间救助､社会控制于一体的乡治体系｡在明代,影响较大的乡约著作有黄佐的 《泰泉乡礼》､章潢的 《图书编》､吕坤的《乡甲约》､王阳明的 《南赣乡约》等｡除此之外,一些地方上的官吏或宗族大户,也都不遗余力地推行乡约,为丰富乡约的内容做出了重要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在明末,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和西方思想文化的进入,乡约的思想内容出现了新的变化,韩霖的《铎书》将天主教思想和中国传统的乡约理念进行整合,彰显了乡约与时俱进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明代的乡约在专制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其思想内容和实践形式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透视明代的乡约与乡村社会治理之间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趋势,本书应用社会治理理论,结合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围绕乡约思想的渊源､乡约的形成､乡约的发展､乡约的职能､乡村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及乡约发展的启示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了论述｡

第一章,绪论｡简要阐述了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问题,介绍了研究方法､理论依据以及研究中的创新和不足｡

第二章,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在介绍西方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主要思想､发展趋势等内容的基础上,就我国治理理论的研究进展和实践状况展开宏观论述｡重点总结了与治理相关的几个概念,如控制､管理､统治等,目的是加深对治理内涵的理解｡与此同时,对当下人们所关注的社会治理､政府治理､基层治理等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讨论,以期概括不同治理领域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寻求古今社会治理思想和治理实践的通约性｡

第三章,乡约的缘起与宋代乡村社会｡以蓝田 《吕氏乡约》的形成历史为线索,主要分析了其形成的社会背景､主要内容､历史影响等内容｡指出 《吕氏乡约》的生成与宋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宋代较为开放的政治生态和儒家士大夫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乡约生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吕氏乡约》的内容虽然简单,举行乡约的程式也较为粗糙,但这并不妨碍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也不影响在专制政治体系中乡民实现 “自治”尝试的开创性意义｡不管后世的乡约如何发展变化,《吕氏乡约》中的 “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一直都是乡约的核心内容｡

第四章,明代多元化乡治体系的建立｡明政权建立后,统治者在恢复社会生产和发展经济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恢复与控制,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力度,建立了以 “圣谕六言”为核心,包括乡约､教民榜文､国家律法等在内的多元化社会治理体系｡明代乡约在发展的过程中,受专制王权不断下沉和渗透影响,乡约原有的 “自治性”和 “自组性”逐渐减弱,逐步和国家政权融通,成为专制政治控制社会的有力工具｡

第五章,明代的乡约发展与乡村治理｡明中期以后,在专制国家的支持下,乡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在王阳明､章潢､黄佐､叶春及､吕坤的乡治思想中,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等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集道德教化､社会救助､治安防卫､礼乐规范为一体的乡治系统｡明代的乡约除了内容日益丰富､举办程式日渐烦琐等变化之外,还和宗族的发展相结合,出现了 “乡约宗族化”的倾向,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

第六章,结论与启示｡根据中国古代的乡约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对当下流行的村规民约及其推行状况进行总结和反思｡本书认为,在推行乡约和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过程中,应该辩证地看待传统乡约的价值,既要防止生搬硬套,又要避免束之高阁｡现行村规民约的发展及其效力的发挥,要紧紧围绕国家制定的乡村振兴战略,以解决乡村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抓手,理性看待 “新乡贤”的作用,理顺村规民约在推行中的各种关系,发挥乡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重视宗族组织在推行村规民约和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杨亮军 著

ISBN：978-7-5227-2956-5

定价：1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