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听同事或同行抱怨图书馆封锁资料的事，于我却很少发生这样的事。这里我还想用我数十年借书读书的真实经历为图书管理员正名，他们是我们学者的最佳帮手，是全社会读者的精神导师。

　　从小对历史抱有兴趣

　　我1964年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小时候自己买书的概率极低，再说当年书店售卖也多是连环画一类，多讲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使我常常心生惊悚。好在我爷爷当年宁愿挨饿也要买书，因为我父亲是兄弟四人中排行最小的，爷爷留下的部分线装书就放到我们家了，因为装在一个布袋子里，吊在房间的隐蔽处，因此很幸运保留了下来。那些书就成为我童年时接触到的稀有物，爷爷肯定最喜欢《乾隆下江南》了，我也特别喜欢。加上双目失明的奶奶时常滔滔不绝地给我既讲薛仁贵薛丁山之类的故事，也讲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传奇，那其中既有“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教诲，又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陶育，我竟对充满神秘的历史产生了莫名的兴趣。

　　直到上了高中，我总算能看到学校有个小小的图书室了。管理这个小小图书室的苏老师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脚还配上精致的挂绳，苏老师不仅是图书室的管理员，还是总务处下属的食堂负责售饭菜票的，苏老师的先生杨老师是我们的物理老师，我是物理课代表。从此之后，我有空就会去图书室看书，像《史记选读》《左传选读》等都让我产生手不释卷的痴迷，苏老师甚至答应我放学后可以将书带回去看。

　　我入大学的时间是1981年，那时候的大学77、78级的学长们勤奋地泡图书馆的风气感染了我，我也加入了早早在图书馆外排队的行列。我会连续在图书馆读书，跑步赶去食堂匆匆完成三餐，大多数图书管理员都认识我，常常给我提供若干便利，包括偶尔送上一杯水、一块点心。到大三的时候，学校图书馆专门为研究生和教师开辟了阅览室，当时一位石老师竟破例让我获得了进入该阅览室的机会。这对我而言是多么重要的特权啊，我唯有以勤奋阅读来应对。大三的学年论文《明清苏北水灾原因初探》得益于该阅览室提供的方便，指导老师林仁川教授的引导亦功不可没。厦大图书馆古籍部的陈三畏、李丙乾、许敬生、廖鹭芬、王志双等老师都与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与各地图书馆结缘

　　1987年的夏天，我读完硕士二年级，经导师傅衣凌先生指导，选定以《明清福建义田研究》为题撰写硕士论文，傅先生建议我选福州、上海、大连和北京作为外出查阅资料的点。在福州当然是要进福建省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了。我住在离图书馆不远的省粮食局招待所，很快便到古籍特藏部去查卡片，抄下卡号交给管理员到库里取书，记得林少敏、许其清、刘大治几位老师都特别耐心。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时特藏部主任李珽先生年轻英俊，充满睿智，他知道我做义田、后来又关注会馆这样的题目，甚至从一些尚未编目的捐书中为我复制了《漳郡会馆录》，从残本中找到《汀州会馆志》，李老师还自己掏钱复制精心装订后邮寄给我，这些都是我此生感激不尽的。

　　在上海图书馆，我查到了之前一直想看的《明清时代嘉兴的望族》《同乡组织之研究》等名著，欣遇管理员老师厚爱，免收了我的资料费。这对当时在上海住5元钱一天旅馆的学子而言，该是多么大的福利啊。

　　我的行程中上海之后的下一站是大连，我计划坐上海到大连的轮船，可是连排三天队都没有买上票，附近一个部队的士兵王拥军，他整夜排队帮我买到票，一直送我上了去大连的船。船上的喇叭里说大连有一所招待所可接待客人，可临到时却又说接待能力有限，不能再接待了。从大连港上岸后，我迷茫地沿路找寻，希望能找到一个离大连图书馆较近又价格便宜的住处，天无绝人之路，我总算找到了大连卫校，恰逢暑假，学生宿舍可以用来招待客人了。实在是太幸运了！

　　第二天我便早早地赶到大连图书馆，这所图书馆保存了当年日本侵华时掠夺去的大量明清方志和小说，侥幸的是这批图书未被运出，图书管理员看到我如饥似渴地查找资料，她自己内心似也产生了巨大的成就感。临到下班前，她跟我说，明天是星期天，图书馆不开放，见我立即流露出极大的遗憾后，她安慰我说，明天你再过来吧，我可以单独为你开放阅览。我不得不说，大连人不仅外表美，而且内心更美。

　　北京是我此行的最后一站，我拟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部、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找寻相关资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位于东厂胡同1号，我所要看的地方志当时主要是胶片，图书管理员刘老师耐心地教我如何使用胶片机，如何避免阅读疲劳等。在北京图书馆古籍部，我得到了图书管理员郑聿秋老师的帮助，还在他的引导下再到白石桥的新馆查阅了相关材料。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我体会到国家对历史档案的高度重视，身在档案馆的阅览厅，我作为读者立马能心生国家主人的荣耀感，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则能感受到第一学府学术积淀之深厚。

　　在北京停留的日子里，我逐渐选定了会馆作为今后数年的研究方向，也参观了几所会馆的遗迹，其后若干年一有机会，我便到各个图书馆找寻会馆的资料。如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申遗成功，会馆虽然不在指定的遗产点中，却也为北京都城秩序的建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北京市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纷纷制定了保护会馆遗产的方案，我的研究成果或曾有过一定的参考价值，我感到无比欣慰。

　　接触满世界的图书馆

　　作为人文学者，我也有数度跨出国门的机会，我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去过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学，利用校际交流项目去过日本创价大学、菲律宾雅典耀大学，还利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去过英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美国加州大学由数所大学组成，图书资源各校共享，为求学于某一所学校的学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在美国访学期间，除了聆听部分课程，参加一些学术沙龙和研讨之外，大多数时间是在校图书馆度过的。我与几位同行的人文类访问学者甚至在图书馆有了相对固定的自习场所，图书馆完全开架，图书馆管理员已经不再只是帮读者找书、搬书，他们还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资讯，提供阅读工具的使用辅导，乃至组织阅读分享会和沙龙等。他们组织的跨学科共同话题的探讨能够让读者近距离认识大师和名流，也能与新锐展开思想的碰撞。我去聆听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周锡瑞先生《当代中国史》课程，开学初，他就将全班的同学分成四组，让他们分别代表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集团和边疆派，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走向提出自己的方案，此时图书馆管理员也分别加入了各自的团队，提供相关的资料，这种授课方式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使他们可以举一反三，全面了解当代中国史，也调动了图书馆管理员的积极性，使他们融入了服务师生和自我提升的行列之中。

　　我是2002年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学的，合作导师宋怡明先生带我去图书馆办理借书证，那时该图书馆已经提供即办即得的服务了。该校文理医商各科有十数个图书馆，借书证全校通用，阅览室更是提供24小时阅览服务，让我体会到图书管理员们那种全方位服务的无微不至。

　　我国台湾“中研院”每个研究所也有自己的图书馆，对于中国历史研究者而言，这里的研究条件也是一流的。我认识了其中许多图书管理员，且建立了长期的联系。我与图书管理员间有着不舍的情缘。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